到很多鄉村的農田里走一走，隨處可見大大小小的農藥包裝廢棄物。據統計，我國每年產生的農藥包裝廢棄物超過100億個，因為得不到妥善處理，不僅成為環境和水體的污染源，也影響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 當前我國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面臨哪些難題？哪種模式更可行？老問題能不能找到新辦法？日前，在浙江衢州舉辦的“農藥包裝回收處置研討會”上，記者進行了相關采訪。 現狀農藥包裝處理不當成污染源 浙江省衢州市龍游縣湖鎮鎮馬報橋村的余雪芬是水稻種植大戶，她告訴記者，一到農忙時節，許多農戶打藥后不注意回收，農藥包裝物隨意散落在地里，沒人來收，一是不美觀，二是對農田造成污染。“現在我們正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都在說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如果農藥包裝物不處理好，我們的鄉村也不會美麗。” 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每年農藥制劑需求總量為250萬噸左右，每年產生的農藥包裝廢棄物以容量為250毫升計，約有100億個之多。生態環境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單正軍長期從事環境研究，他告訴記者，這些農藥包裝物的丟棄，不但造成嚴重的“視覺污染”，其中殘留的農藥會直接危害農村的土壤以及水體，影響農業生產，還可能會進入飲用水源地，進而威脅居民的身體健康。 “談到污染，人們更多關注的是工業領域。實際上，來自農業方面的污染更難監測、控制和治理。其中的農藥包裝物，已成為農藥廢棄物管理的重點。實施鄉村振興，必須要解決好農藥包裝廢棄物的問題。”龍游縣農業局副局長朱炳良感慨道。 如今，隨著人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農藥包裝廢棄物污染問題也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提案、建議的重要內容。然而，除了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之外，目前國內只有很少的地方在專門開展農藥包裝廢棄物的回收處置工作。 困境規定落實難資金壓力大 那么，農藥包裝物回收處置究竟難在哪里？為什么難以形成氣候？ 單正軍分析指出，一方面，由于國內農業生產以小規模農戶和家庭承包制為主體，因此小包裝農藥更受到市場青睞，這也增加了回收的難度；另一方面，農藥包裝規格種類繁多，全國農藥登記產品共有3萬多種，包裝規格、材質各不相同，鋁箔包裝約占60%，資源化利用價值低。“歸根到底可以總結為兩大難。”單正軍進一步解釋，一是農藥廢棄物回收體系難建立，二是農藥包裝廢棄物是否該歸類為危險廢棄物還存在爭議。 事實上，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也有與農藥包裝廢棄物管理相關的規定。比如，在《農藥管理條例》第46條中就明確規定：農藥廢棄物處置費用由相應的農藥生產企業和農業經營者承擔。目前我國共有農藥生產廠家2000多家，大多是小農藥廠，經濟效益不佳，難以出錢進行回收處置。而《農藥管理條例》第37條規定的“國家鼓勵農藥使用者妥善收集農藥包裝物等廢棄物”，也因為多數農民環保意識淡薄很難落實。“這些規定多為原則性的條款，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滿足農藥包裝廢棄物管理的實際需要。”單正軍說。 多種因素制約了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體系的建立，資金顯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即便是北京、上海和浙江這樣回收處置費用由政府財政支出的試點省市，也依然存在由于資金壓力大而難以持續等問題。 龍游縣2017年財政預算240萬元，三年累計回收農藥包裝廢棄物100噸。龍游縣植物保護檢疫站站長張晨光說，農藥玻璃瓶回收價是1.5元/公斤、塑料瓶4元/公斤、鋁箔袋8元/公斤。“我們的回收價高于普通生活垃圾，有人就拿普通廢塑料、玻璃等來冒充；浙江沒有出臺統一的回收價格，有人從龍游回收后倒賣到價格相對較高的地方，甚至囤積居奇，造成二次污染，也導致了市場的混亂，擾亂了農村環境管理工作的正常運行。” 另據介紹，目前農藥包裝廢棄物多作為危險廢物來處理，處理成本高于4500元/噸，而普通廢物處理一噸僅幾百元或幾十元，地方財政壓力巨大。 出路建立政府主導、企業為主的回收體系 目前，我國農藥包裝廢棄物處理主要分為政府主導（如上海、浙江、北京等地）、企業主導（如陶氏杜邦、FMC、廣西凱米克）和項目合作（如中德合作項目）三種模式。其中，政府主導的回收處理模式已經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經驗。浙江省從2014年開始進行試點，截至2017年底，全省農藥包裝廢棄物的回收率已達到80%~90%。 作為浙江省21個試點縣之一，龍游這幾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龍游縣農藥包裝廢棄物倉儲中心倉庫，記者看到，回收上來的農藥包裝物經過機器壓縮處理后被碼放得整整齊齊，這些廢棄物會被陸續送往處理廠進行回收處理。“我們一方面加大宣傳力度，提高生產者的自覺回收率；另一方面加大植保技術指導減少農藥使用量，減輕回收處置壓力。”據張晨光介紹，近年來，龍游建立起以政府為主導的村、鄉、縣三級歸集體系，設置了24個鎮級回收點、200多個村回收點，每個回收點安排一名回收員，進行全面布局。同時，建立物流管理體系和責任考核體系，并在臺賬、補貼資金、處置和實施主體上進行規范。 “農藥包裝回收處置是個難題，下一步我們希望能進一步完善回收網點，完善回收和歸集價格體系，加快無害化處理進度，強化生產企業的源頭管控。”朱炳良補充說，原來的農藥包裝廢棄物處理一直是農業部門單打獨斗，迫切需要與生產企業等各方力量一起協作。 作為企業主導回收處理模式的代表之一，陶氏杜邦在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上也在不斷探索，企業與渠道各級客戶，通過獎勵的方式促進包裝物回收處理。陶氏杜邦農業事業部大中華區外包生產合規質量經理王國奎說：“我們打算設置集中回收點，每月固定時間鼓勵周圍社區農戶回收空包裝，兌換防護套裝或相應禮品，今年將首先在黑龍江佳木斯試驗站開展試點。” 單正軍認為，目前三種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面臨資金壓力大、難以持續的問題，急需研究制定可持續運行的管理模式。他建議，應該成立多方協調合作機制，建立政府主導、企業落實主體責任的可持續回收處置模式。 單正軍同時指出，國家應鼓勵農藥生產者使用易綜合利用、易處置包裝物、水溶性高分子包裝物或在環境中可降解的大容量包裝物，逐步淘汰鋁箔、塑料等不易處置的小包裝袋。“科技在其中必須發揮作用。在國外已經出現新型農藥包裝，農藥內包裝是水溶性的，能直接融化在農藥噴灑桶中；外包裝不會碰觸到農藥，就可以作為普通塑料回收再利用，大幅降低了處理處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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